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
2024年1月10日下午，我坐在床边，打开了一本翻旧的、蓝底硬壳的《水浒传》。这是我的上一位采访对象送给我的，他叮嘱我，一定要一个月后再打开。
在遵守诺言等待的一月内，我数次想过这本书里会有什么。书签？画作？又或是一封信？为什么要一个月后才能打开？
抱着好奇，我翻开那本书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便从书页中跳出来，我震惊地往后翻，几乎每隔几十页，书里便夹着几张百元现金，加起来，共有2000块钱。
这让我很惊讶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采访对象给我塞钱，更何况这是一个生长于云南大山，患有抑郁症，年仅15岁的彝族少年。
2023年年尾，我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次看到他。那时他因独自一人从云南临沧骑行到昆明而被人关注，镜头里，这个男孩看起来局促、瘦弱，他聊起自己的抑郁症，谈起学业和父母的压力，最后提到家中难以支撑的债务，流下泪来。
这个画面搭配视频下方那个颇具噱头的标题——“15岁学霸少年重度抑郁休学骑行自救”——让人忍不住想象这位少年背后的故事，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更公共性的问题。
抱着这种探寻，我飞往云南，和他一起待了5天。结束时，我在返程的飞机上心情沉重，思考我还能为这位少年提供怎样的帮助，从没想过我会在一月后收到他留给我的2000块钱。
我知道他收到了一些捐助，但我始终记得我在他家中看到的画面：可以称之为家徒四壁，几间破落的房子看起来随时可能塌下来，除电灯外几乎找不到什么电器，我在透风的房子里合衣睡了一晚，第二天便发了烧。
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一笔钱？我第一时间将钱转了回去，然后打电话“质问”。电话里，他给了一个我没想过的答案，他说是因为他曾听我谈起我的压力和困境，担心这趟遥远的采访给我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。而之所以要我一个月后再打开，是因为他估摸这时候稿件应该已经发出来了，怕我误认为是他想要就稿件内容“贿赂”我。
“首先，出差的费用报社会报销；其次，我也并不缺这笔钱。”我有点哭笑不得地回复。然后开始回忆，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误解。翻阅采访记录，我找到一个画面。那是采访的第三天，在滇池边，我和他蹲在石头上，有过一小段争执。
那时我十分焦虑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立出差，但在过去三天，采访进度一直停滞不前。在昆明，他身边围了一圈想要拍摄他的骑行客，我很难在这群人中找到与他单独相处的空间，而仅有的碎片时间里，他又一直在重复那些我听过很多遍的老套叙事，听起来和任何一个困于学业压力，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的青少年没有太大不同。
在嘈杂的昆明，我觉得我很难理解他真实的困境与底色，而他对于家庭和父母单方面的讲述，也让我有所质疑。
为了让采访更进一步，我谨慎表示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能够回到他的来处，见见他的父母。如我所料，他表现出明显抗拒。过去三天建立的信任似乎被他一瞬收回，他指控我：“我以为你理解我，但我现在觉得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的工作。”
他可能说中了一部分，但我又觉得他所指并非全部。或许为了自证，或许为了挽回信任，我向他聊起自己，那些曾和他相似的困境，半是技巧，半是真心。不知什么打动了他，总之最后，他向我卸下防备，并意料之外地答应我，带我回了家。
从采访来看，这是成功的决定。当我早上6点从昆明出发，一路转高铁、出租车、大巴和皮卡，在晚上10点到达他家，站在那个放眼除了山什么都看不见的院子里，听他讲他从小到大的生活，和他沉默、辛劳却也传统、威严的父亲坐在一起，听着他母亲的哭声时，我抛下所有公共性的议题，无比具体地看到了这一个少年的困境。
在澜沧江畔，颠簸的老式大巴车上，他靠在我肩头睡去。我看着蜿蜒地像看不见尽头的盘山路，想起他宏大的梦想和他世代没走出过大山的祖辈，忍不住流泪，我想我理解了他为什么想要逃离。
但他塞给我的两千块钱又让我想起他对我的质问：“我是真的在理解他，还是只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？”这趟归程的确帮我完成了采访，但对这个为了逃离家庭独自骑行一千多公里的少年而言，我拉他回去又有什么意义？
我曾经欺骗自己有意义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他与父母沟通。但后来我知道，他真正的理由其实是，担心我这么远跑来，如果没有办法很好完成采访，可能难以和领导交代。
做记者两年多，我见过五花八门的受访者，这一次，我用职业性的技巧不小心交换到了一点少年的真心，这让我不安和惭愧。
我曾经听一个很有名的记者谈到，做记者有时很残忍的事情是，当受访者跟你袒露最脆弱一面的时刻，记者的心里总难免夹杂一点兴奋，因为你知道，你迎来了采访中的“Golden Moment”。
我曾在采访中遇到过很多个这样的“Golden Moment”。比如山火过后，宣传部门带着护林员向我回忆队友如何在他们眼前逝去；也曾想办法找到被继母施虐的孩子的生母，问询她是否了解孩子的情况。这些时刻通常让我难过和痛苦，但这份沉重的尾调又免不了有一声轻松的叹息：“采访终于有了突破。”
这或许是作为记者，一个职业性与人性交织、难免共存的矛盾。这并非什么新鲜的讨论，只是时常会被遗忘。我想少年给我的两千块钱，就在提醒我：当高举新闻公共价值的外壳时，不要忘记看见笔下具体的个体；当感到采访有所突破的瞬间，不要忘记警惕心里那声轻轻的叹息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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