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曾经药检阳性的辛纳与斯瓦泰克在温网中央球场捧起大满贯奖杯，前英国女双头号选手塔拉·摩尔却因违反禁药规定被禁赛四年。
兴奋剂检测结果相似，这些网球选手的命运轨迹走去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在光鲜亮丽的网球世界里，兴奋剂治理体系正被一层厚厚的阴影所笼罩，而这种“不公平”的根源，藏在排名、资金与话语权的巨大鸿沟之中。
为辩护背上数十万英镑债务
2022年的哥伦比亚波哥大本应是摩尔职业生涯中的寻常一站。但一份突如其来的检测报告改变了一切——她的药检样本中被检出诺龙代谢物和宝丹酮，随即被处以临时禁赛，并接受调查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该赛事接受检测的21名选手中，有三人检出宝丹酮阳性。这种在全球样本中出现率仅0.03%的物质集中出现，本应引发对当地饮食环境的警惕。
摩尔坚信，问题出在赛事期间食用的当地肉类上——南美部分地区因畜牧业管理不善，肉类中残留违禁激素的情况并非个例。但要证明这一点，需要跨越语言障碍、地理距离和繁琐的取证流程，对于排名不高、赚钱不多的摩尔，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在被禁赛的日子里，摩尔的世界迅速崩塌：双打排名从原本的第87位暴跌600多位，奖金和赞助收入化为乌有，为支付律师费和检测费背上数十万英镑债务。“每次比赛对我不仅是输赢，而是‘我能否还清这笔债务’的问题。而且我知道，摆在我面前的还有一场漫长的斗争。”她也道出了所有低排名选手的无奈。
2023年12月，独立法庭的裁决曾给她带来曙光。经过漫长调查，法庭认可了“受污染肉类”的辩护，认定摩尔无过错，当即解除禁赛。这意味着她可以重返赛场，逐步挽回损失。但国际网球诚信机构随即上诉，理由是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肉类污染与检测结果的直接关联”。
塔拉·摩尔的职业生涯已告终结
这场上诉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就在上周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终局裁决：推翻独立法庭结论，认定摩尔无法证明样本成分与受污染肉类的一致性，判处四年禁赛，此前19个月的禁赛期一并计入。
这个结果令人唏嘘——同样以“污染”为由辩护，斯瓦泰克能在几周内用实验室报告证明褪黑素被污染，辛纳能凭借理疗师的详细证词脱罪，而摩尔即便有同赛事多名选手共同出现异常的背景，仍因“证据不足”而败诉。
资源不平等制造不同的命运
相比摩尔，同样药检阳性的斯瓦泰克却有不同的命运——去年8月接受检测，几周后便收到为期一个月的禁赛判决，整个过程被国际网球诚信机构严密封锁。斯瓦泰克团队迅速启动法律程序，在得知阳性结果10天内就推翻了临时禁赛，专业实验室对其药物的溯源检测更成为关键证据。
男子网坛也发生了几乎一样的对照案例。世界第一男单辛纳用“理疗师手指伤口污染”的详细故事为自己辩护，成功逃脱禁赛；而另一位意大利选手巴塔格利诺因相同的氯司替勃阳性，提出类似辩护理由，却被判四年禁赛。辛纳能清晰指认私人团队的理疗师和涉事产品，排名较低的巴塔格利诺却连赛事提供的临时理疗师都联系不上。
斯瓦泰克迅速摆脱药检阳性的困扰，并夺得今年温网冠军
摩尔、巴塔格利诺们的困境，恰是资源不平等的生动注脚。面对国际网球诚信机构的指控，他们的应对手段就如同拿着木制球拍一样无力。斯瓦泰克和辛纳的律师团队如同精密运转的机器，前者聘请的法律专家处理过多起顶级体育纠纷，后者的辩护团队在72小时内完成从证据收集到听证会的全套流程。而摩尔连聘请基础法律顾问的费用都捉襟见肘。资源的鸿沟直接转化为证据质量的差异，最终清晰地映射在裁决结果上。
德国选手伊娃·利斯在社交媒体上的质问直指核心：“那些在南美洲误食受污染肉类的球员该怎么办？为什么塔拉·摩尔没有得到仅禁赛一个月的待遇？我渐渐意识到，并非每个球员都能获得平等对待……太多低排名选手从未享有与高排名选手同等的机会。我并非评判谁有罪或无罪，我只是想说，每个人都该拥有公平辩护的权利。”
更深层次的原因藏在排名与奖金的悬殊差距中：斯瓦泰克2023年的赛事奖金高达985万美元，足以轻松覆盖昂贵的顶级律师费用；而摩尔2022年奖金收入仅为29704美元。
如今，摩尔的职业生涯已基本画上句号，斯瓦泰克们却早已回到赛场，并取得一个接一个的成功。这种命运的区别，暴露的不仅是个体的不幸，更是网球反禁药体系的致命悖论——本应捍卫公平的制度，反而因参与者的经济实力制造了新的不公。
正如德约科维奇所言：“当一位选手能支付巨额律师费，他得到的辩护质量必然不同。”网坛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套能让所有选手无论排名高低，都能平等获取辩护资源的标准化保障机制。否则，下一个摩尔的故事，或许正在某个巡回赛的角落悄然上演。
嘉喜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